科学是近代西方工业文明的产物。科学主义作为一种文化价值和意识形态是随着科学在近代的不断成功与被普遍认可而出现的。对科学的普遍乐观和信心形成了“科学万能”的信念，直至形成科学主义的广泛信仰和普遍思潮。科学主义要求把自然科学的方法运用于一切研究领域，并由此建立一种社会信仰。科学主义作为一股世界性的背景思潮，与中国救亡图存的社会意识相配合，从而构成了贯穿中国20世纪的一股强劲有力的社会主义思潮和独特的人文景观。
科学本身不是意识形态，它在近代中国的遭际经历了一个由“器”至“道”，由器物层面上升到价值本体的演化历程。这恰好反映了中国传统社会在遭到冲击而濒临解体，传统文化的权威失落的境况下，人们对科学不断增强的价值期望。正如胡适在《科学与人生观序》中所说：“近三十年来，有一个名词在国内几乎做到了无上尊严的地位，无论懂与不懂的人，无论守旧与维新的人，都不敢公然地对他表示轻视或戏侮的态度，那名词就是‘科学’”，这道出了近代中国社会接受科学的普遍文化心态。科学最终实现由救亡图存的利器、手段到文化价值的根本权威的转变，与此有着深切的关联。
胡适强调科学对中国社会现实需要的意义，这是与近代以来流行的以科学救国，以科学为富国强兵、救亡图存的不二法门的时代大潮声气相通的。胡适断言：“中国此时还不曾享着科学的赐福，更谈不上科学带来的的灾难，我们试睁开眼看看这遍地乩坛道院，这遍地的仙方鬼照相，这样不发达的交通，这样不发达的实业———我们哪里配排斥科学？”在新文化运动中，由于救亡图存的现实需要，科学进而上升为文化价值的权威与至上准则。科学担当了新文化设计的基本纲领和价值本体的地位，它将人们对科学的信心推广为普遍的信仰。李泽厚指出：“从落后的中国需要科学，胡适便推出中国人需要科学的人生观，在学术上这种推理并不符合逻辑，但在当时却是完全合理的。”这道出了科学主义在近代中国风行实具有广泛的群体意识推波助澜的背景。
中国科学主义文化思潮的兴起与发展是直接与20世纪流行的西方科学主义思潮遥相呼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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